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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林古建筑庭院植物配置初探中國古典園林中的植物栽植歷史非常悠久。早在殷代末期，由狩獵、游牧畜牧等為戲樂，開創了下一時代園囿之濫觴。苑，是指古代帝王養殖禽獸、種植林木的地方。隨著農耕稼穡的發展，殷人常在居室周圍筑墻圍護種植梅、桃、木瓜、漆、桑、栗等植物，開始出現園圃。由于歷史久遠以及養護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在我國地上文物的大省山西，其園林古建筑庭院空間中，早期的樹木遺留下來的也很少，現有的植物配置又難以反映當時的原貌，這對于研究工作來說是困難的。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園林古建筑庭院中，大都少不了植物的點染。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國語中寫道：“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郊2、野之意)食，以守路。”釋名釋道第六中也寫道：“古者列樹以表道”。在中國古代宗法倫理關系異常嚴格的社會，這個“道”字除了表示道路外，是否還有另外一重含義?即代表的是道義、秩序以及宗法倫理關系，“列樹”是反映中國傳統等級思想觀念的一種手段。唐代武少儀在移丹河記中曾記有：“(高平縣)在唐貞元十年，屯留令平原明濟，假領高平建水神祠，列樹建亭。”由此可知，在表現這種關系的場合，不僅有樹，且往往成列，即有序栽植，它代表著的是一種“等級”和“秩序”。周禮春官冢人中也寫道：“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可見，樹木的數量同樣反映出一定的等級關系。另外，早在原始社會，自然宗教盛行的時期是一個多神的3、時代，一切自然現象都被人們奉為神明。森林樹木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因此也被作為崇拜的對象。圖騰崇拜是一種對自然和祖先崇拜相結合的原始宗教。傳說中，我國各種圖騰崇拜中影響較大者為龍，而對植物圖騰的崇拜則稍晚于對其他自然現象的圖騰崇拜，這與原始社會生產的發展有關。先民們既然有一個從狩獵經濟向采集經濟、農業經濟的過渡，那么圖騰也有一個從動物崇拜向植物崇拜的過渡，這是一個文化演進的過程，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圖騰崇拜不僅有標記，還有一套崇拜儀式和禁忌。祭祖先有廟，而祭自然物、天地日月山川等則有壇。先民非常重視壇廟的設置，壇為裝石之土壇，植樹于其上，祭祀在壇上進行。中國古代有許多小國，以樹木為國名或4、地名者頗多，如春秋時“杞國”、“棠”、“北杏”、“桃”、“櫟”、“檉”等，均為當時之國名或地名，且這些樹木多為該地的社木樹種。這些社木代表土地之神，神圣不可侵犯。論語中曾記載：“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明刊三才圖會民社圖中寫道：“民社古有里社，樹以土地所宜之木。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莊子見櫟社樹，漢高祖講理枌(樹名，白榆)榆社，唐有楓林社，皆以樹為主也。自朝至于郡縣，壇墻制度皆有定例。惟民有神社以立神樹，春秋祈報，莫不群祭于此。”可見，社壇必植以樹，不同時期，壇上的樹木種類不同，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其二、“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的自5、然觀。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傳統園林藝術遵循“人與天調，天人共榮”總則，植物作為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在傳統園林中最不可或缺。明代造園家計成，在其所著的園冶一書中指出：“凡園圃立基，定廳堂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倘有喬木數株，僅就中廳一二”。其三、樹木本身是風景樹、風水樹，還是組織景觀的手段之一。孟縣藏山文子廟前石碑上寫道：“藏山口有松樹坡一所，其森聳秀似畫屏，其森植似抽簪，實為藏山外之對觀；薈蔚青蒼，靈異不可名狀也。”有些廟宇以樹為廟名，足以得見樹木在園林占建筑中的地位。山西高平縣原村鄉張莊村松珊廟有“龍松”、“鳳松”兩株油松。據碑載，廟建于明代萬歷年間，當時叫皇王廟，后因有這兩株油松，廟6、名才改為“松珊廟”。1.園林古建筑中植物配置形式從計成園冶的“僅就中廳一二”一句中可知：園林中的植物并非都是對稱布局的，而是或多或少，非常靈活自由。那么它們之間有沒有規律可循呢?中國古代建筑空間創作意識的目的，主要是根據功能需要，來提供某種明確、實用的觀念情調，適時、適地地去創造各種各樣不同的情感氛圍，即是說，中國古代建筑首先考慮的是社會功能、社會需要，倫理禮制是第一位的，物質功能則是第二位的。這些不僅體現在園林古建筑組群的布局之中，而且植物在園林古建筑中的配置方式，同樣會表達這一思想。不難想象，中國古典園林中植物配置的方式，是與園林古建筑布局的意旨相一致的。1.1.規則式布局園林古建筑中如寺7、廟以及祠壇等，不論在宅門、山門或是在大殿前端，栽植的樹木大都是分左右2株或4株等，株距相等，排列整齊，錯落有致。植物的這種整齊、嚴謹的布局方式，代表的是一種秩序，亦即主次關系，正所謂列樹以表“道”。因而在這種功能前提下，用對稱式的植物配置形式是必然的，這種植物的對稱布局同建筑一起，起著烘托環境情感氛圍的作用。解州關帝廟莊嚴肅穆的端門，正前方矗立著“擋眾”，即是要求文武官員及各色人物等必須在此下轎下馬的標志，門前兩株喬木猶如哼哈二將般立于左右，莊重威嚴，與建筑環境所想要表達的內容極其貼切。其他如會館、私家宅院等等，凡包含有類似思想內涵的庭院空間，植物均如此布置。山西萬榮縣汾陰后土廟建于北宋景德三8、年(公元1006年)，毀于16世紀末的水災。祠內有一塊刻于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的廟貌碑還完整地保存到現在。此碑忠實地刻繪著當時建筑的總平面和主要立面。由碑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廟中植物配置都是對稱布局的，而且多是三、五成群地栽植，反映了其較高的設計水平。明代繪制的山西太原崇善寺總圖中，院內的樹木也都是對稱栽植。晉祠圣母殿殿前左右兩株側柏，相傳為西周時期所植，距今已有3000多年。左側的一株于清道光年初被伐，剩下右側一株山北向南是30度角斜臥，最粗處胸圍55m；運城關公祠堂書院衙署、祠廟二道門的路旁兩邊，長著4株側柏，左右對稱，據傳為隋代所植；五臺鎮海寺西院內一左一右兩株青桿，壽陽上湖峪大王9、廟門前兩株油松一南一北，均極其威嚴；平遙襄垣村四神寺門前四角栽植4棵槐樹，株距基本相等；晉祠王瓊祠前兩株銀杏，在踏步兩側對稱栽植，樹齡已有450余年。有些古建筑兩邊的樹木，雖是對稱栽植，種類卻不同，疑為后人補栽時更換所致。如無臺山黛螺頂正殿前左右二樹。1.2.自然式布局植物的自然式布局，多數情況下是應用于傳統的自然山水園之中。自古以來，無論是皇帝的宮苑、官吏所置的衙署園林，還是文人士大夫、富商巨賈們的宅園以及書院衙署、祠廟會館所附屬的園林，都是為了“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建造的。他們或利用天然景區加以改造成為游息休養的生活境域，或在城市里創作一個山林高深、云水泉石的生活境域。中國人對山水的愛好10、十分深厚，對自然山水的追求由來已久。他們不僅要在居住生活中體現自然，而且還要在作為生活境域的園林里去體現自然。因此，寄情山水、親近自然，成了他們生活中所追求的首選。在這種情況下，園林中的植物一般是模仿自然界的布局方式。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家對自然山水的親近、對野逸之趣的愛好，不亞于世俗文士。佛寺為了追求自然山水環境向郊野發展，以放任林泉之間、享受山林之樂為修；城市中的寺院所附屬的花園，則多以自然式的花木栽培創造出清幽雅致的自然式園林環境。園林寺廟周圍環境，由于常常選擇在向陽背風、瀕水有林的崗阜地帶，而且常常是由寺廟僧人們所占據或管理。僧人愛樹歷史悠久，因而周圍植物長勢一般都較好。山西蒲縣柏山寺門11、前，有清代一知縣制聯，聯曰：“伐吾山林吾不語，傷汝姓名汝難逃”足見僧人愛樹成性。2.山西園林古建筑中樹木的種類地處我國古文明發祥地黃河中下游的山西省，歷史悠久，歷朝佛事興隆，香火旺盛，寺院、道觀遍布全省，名勝古跡中古樹古木甚多。自古以來，山西地方的村民就把古樹當作風水樹，頂禮膜拜，因而散落在村旁、道邊、寺宇內的古稀大樹有不少被保存下來。據統計，在眾多的古稀樹木中，槐樹(Sophora japonica)的數量最多，其次是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側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旱柳(Salix matsudana)、小葉楊(Populus simon12、ii)、榆樹(Ulmus pumila)、文冠果(Xanthoceras sorbifolia)、白皮松(Pinus Bungeana)、毛白楊(Populus tomentosa)、圓柏(Sabina chinensis)、銀杏(Ginkgo biloba)、楸樹(Catalpabungei)、皂莢(Gleditsia sinensis)等等。其中既古又多的則是側柏和槐樹。如周柏、周槐、秦柏、漢槐、隋柏、隋槐、唐柏、唐槐。其次是楸樹、棗樹(Zizyphus juju-ba)、銀杏、油松、青桿(Picea wilsonii)、榆樹等，如唐楸、唐棗等。據1955年第7期文物參考資料記載，山西五臺13、山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古跡保養所。保養所除了進行古跡調查修繕、宣傳保護文物政策等外，還把綠化環境作為主要任務之一。保養所在成立之后兩年里，就在佛光寺共計植活楊柳、松柏、梧桐、槐棗等樹5300余株，南禪寺也種活柏、棗樹35株，在佛光寺院內修筑了10個花池。毫無疑問，成立保養所對于園林古建筑的保護具有積極的意義。在古寺名剎植樹不僅可以綠化美化環境，還能改善與保護生態環境。但是，如果只為植樹，不去探求種植的原則；只求數量，沒有考慮樹木的種類等，這種種植從園林古建筑保護的角度來說，就還不夠全面。對于園林古建筑的植物種植，雖然不能像純粹古建筑修繕技術一樣“整舊如舊”，但也應該盡可能地做到保存歷史的真實性。包括植物的種類、數量及種植方式。這樣做，不僅對于園林古建筑的復原與保護工作大有裨益，而且對于傳統園林古建筑的總體設計也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