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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岡石窟之行淺談自己對佛教建筑文化的認識 （2011級 藝術學院 裴榮華） 2013年7月下旬，有幸參加班級集體活動山西省古建筑考察。 2013年8月3日，集體來到了位于山西大同、我國最大的石雕藝術寶庫之一的云岡石窟。 因為是第一次到石窟現場，不由得有少許激動。石窟就是開鑿在河畔山崖上的佛教寺廟，最早的石窟是印度阿育王時期的巴拉巴爾石窟群，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間開始的石窟開鑿。石窟作為寺廟，大多都用作僧人居住修禪，僧徒禮佛的場所。云岡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始建于北魏時代，是當初為了供奉佛教創建的，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并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云岡石窟2、依山而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恢弘，內容豐富。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造像5萬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紀時中國杰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杰作。云岡石窟的造像氣勢宏偉，內容豐富多彩，堪稱公元5世紀中國石刻藝術之冠，被譽為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寶庫。按照開鑿的時間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同時期的石窟造像風格也各有特色。此外，石窟中留下的樂舞和百戲雜技雕刻，也是當時佛教思想流行的體現和北魏社會生活的反映。雖然我對佛教文化了解不多，多以建筑角度去欣賞這些瑰寶，但也不失震撼。整座石窟氣魄宏大，外觀莊嚴，雕工細膩，主題突出。石窟3、雕塑的各種宗教人物形象神態各異。在雕造技法上，繼承和發展了我國秦漢時期藝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犍陀羅藝術的有益成分，創建出云岡獨特的藝術風格。云岡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國古代歷史、雕刻、建筑、音樂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資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來的實物佐證。 云岡石窟佛教藝術按石窟形制、造像內容和樣式的發展，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稱為曇曜五窟。根據魏書釋老志（卷114）記載：“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于復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人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4、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文中記述的開窟五所，就是當時著名的高僧曇曜就選擇了鐘靈毓秀的武州山，開鑿了雄偉壯觀的曇曜五窟，揭開了云岡石窟開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曇曜五窟。平面為馬蹄形，穹隆頂，外壁滿雕千佛。主要造像為三世佛（過去、現在、未來），佛像高大，面相豐圓，高鼻深目，雙肩齊挺，顯示出一種勁健、渾厚、質樸的造像作風。其雕刻技藝繼承并發展了漢代的優秀傳統，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羅、秣菟羅藝術的精華，創造出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中期石窟：是云岡石窟雕鑿的鼎盛階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5、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這一時期（471-494年），是北魏遷洛以前的孝文時期，是北魏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云岡石窟是集中了全國的優秀人才，以其國力為保證，進而雕鑿出更為繁華精美的云岡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遷都前，皇家經營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歷時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長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層，左右分段，窟頂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題材內容多樣化，突出了釋迦、彌勒佛的地位，流行釋迦、多寶二佛并坐像，出現了護法天神、伎樂天、供養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緣和維摩詰故事等。佛像面相豐圓適中，特別是褒衣博帶式的佛像盛行，出現了許多新的題材和造像組合，側6、重于護法形象和各種裝飾。中期石窟也是積極于改革創新的時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藝術中國化的過程。這多種因素的綜合，也就產生了所謂富麗堂皇的太和風格，主要特點是漢化趨勢發展迅速，石窟藝術中國化在這一時期起步并完成，這個時期即云岡中期石窟，它所呈現的內容繁復、雕飾精美的雕刻藝術特點大異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華麗，從洞窟形制到雕刻內容和風格均有明顯的漢化特征。晚期石窟：北魏遷都洛陽后（494年），云岡石窟大規模的開鑿活動雖然停止了，但鑿窟造像之風在中下層階層蔓延起來，親貴、中下層官吏以及邑人信眾充分利用平城舊有的技藝在云岡開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這種小窟小龕的鐫建一直延續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7、，平城作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這時大窟減少，中、小型窟龕從東往西布滿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還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龕，約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單窟形式出現，不再成組。造像題材多為釋迦多寶或上為彌勒，下為釋迦。佛像和菩薩面形消瘦、長頸、肩窄且下削，這種造像為北魏晚期推行“漢化”改革，出現的一種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藝術形象，成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顯著特點。這一特征和風格在龍門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現，對中國石窟寺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延參法師曾從佛教的歷史談到現代文明。他說，二千五百余次的年輪更迭，佛教始終以其耀眼的光芒，照徹世界各地，在啟迪昏蒙、開8、發智慧、指導人生、凈化社會等方面發揮特殊的作用。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與中國社會不斷適應的歷史，中國接納了深具哲理和人文精神的佛教，同時，佛教更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與佛教的智慧密不可分。自佛教傳入以來，無論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民俗風情，還是華夏大地的文學藝術、山河景觀，無不深深烙上了佛的印跡。可以說，因為有佛教的傳入，才有了儒釋道融合的傳統文化，才有了薪火相繼、更加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佛教已經成為一種基因，悄悄融入了我們這個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我們古老智慧和文化創造力的源頭。 佛教文化的感召力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華文化的感召力。弘揚佛教文化,就是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就是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對于維護世界持久和平,人類倫理道德規范都具有偉大的歷史現實意義。